农民为何也评起了职称？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专家”有了新头衔。日前，河北石家庄的两位农民“火”了一把，他们通过了职称评审，成为石家庄市首批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

　　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种地也开始评职称了吗?在不少人印象中，专业技术职称通常仅限于企事业单位及高校内部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员。

　　图/图虫创意

　　事实上，农民评职称并非新鲜事。自2018年始，这一项工作正式在各地铺开。早在2019年，一些地方就有了“正高级农民”。据媒体报道，近日，吉林省有300名农民获评高级职称。

　　202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在2015年版的基础上，将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和农业经理人等都纳入大典当中。在两版大典中，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也均在其中。新型职业农民成为职称评定的新主角之一。

　　“现在的农民和过去不一样，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做了很多与技术相关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评上职称的人本身对周围的农户有带动作用，他们的当选也可以带动科技兴农的氛围。

　　但另一方面，农民对参评的“热度”似乎还不太高。中国新闻周刊随机联系了多个有一定种植规模的农业大户，他们几乎对评职称一无所知，有的还误以为接到了诈骗电话。

什么是“农民职称”

　　职场上，针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白领”和“蓝领”是常见的分类。但近年来，“绿领”一词也频频出现。这一表述，指的是从事现代农业、绿色产业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在2018年两会期间曾提出相关提案。

　　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并愿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这便是“绿领”的基本特点。但与其他群体不同，“绿领”或职业农民目前往往通过颁发证书或评职称来界定。近期，“农民职称”成为热议话题。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日前，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永飞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永平通过了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与鹿泉区鹿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于江一道成为全市最先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

　　上述消息提到，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探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出台《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实施方案》。《方案》设初级、中级两个层级，凡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新型农民都可以申报相应的技术职称。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打破学历、专业、论文、科研成果等限制，重点考察其技术水平、业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

　　实际上，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现已有多个省份开展农民职称评定。

　　据媒体报道，吉林省人社部门于今年7月开启第二批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工作，现已评审出了300名高级职称者。在湖南，近日有82人被认定为湖南省第一批乡村振兴农艺专业职称。在山东，先后有7600余人获评高、中、初级新型职业农民职称。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工作并非全国统一开展，具体的规则及评价体系由各省份参考中央政策主导，实际执行中不尽相同。

　　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深化农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农业技术人员正高级职称(包括正高级农艺师、正高级畜牧师、正高级兽医师、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组织评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不再统一组织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职称评审。

　　以农业大省河南为例，目前，河南已有100多名新型职业农民获得农业系列副高级职称。2020年8月，河南省人社厅联合省农业农村厅下发《河南省农业系列职称申报评审条件(试行)》，涵盖全省事业单位、涉农企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中从事农学、植物保护、园艺、土壤肥料、农村能源、畜牧、兽医(含中兽医)、水产、农业机械化等9个专业的初级、中级、副高级及正高级职称的评审。

　　职称是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主要标志，其评审结果则是聘用、考核、晋升等的重要依据。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大家过去对农业劳动者的一些印象，这似乎很难与职称联想在一块。

　　在孔祥智看来，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现在的农民有相当一部分做了很多与技术相关的事情，贡献一点都不比科研所里的少，很多科学家也需要农民来做基础性的工作，一些课题组也需要农民参加”。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孙东升则表示，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职业”，后者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身份”。

农民职称“评”什么

　　农民评职称之所以引发关注，在于其打破了不少人的刻板印象。农民评上职称，靠什么?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由于各地政策不同，评选的标准与奖励措施也不太一样。

　　以石家庄为例，申报者要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年龄在21-60周岁。石家庄的农民职称设初级、中级两个层级。上述文章介绍，申报初级技术职称的，要连续从事相应农业技术工作3年以上，且参加农业相关业务学习培训不少于56学时;申报中级技术职称的，要从事相应专业技术工作满6年或取得新型职业农民初级职称满3年，且积极参加农业相关业务学习培训不少于120学时。

　　如在山东济宁，直到申报新型职业农民正高级职称，才会要求申请者具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在申请条件中，则更侧重于掌握一定的现代农业技术或生产经营或指导服务达到一定的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比如粮食、棉花等作物面积200亩以上;林业苗圃面积100亩以上;生猪年出栏量500头以上;奶牛存栏量100头以上等等。

　　那么，这些“新鲜”的职称，为何要评?评上了有什么用?

　　在石家庄，取得中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可以一次性获得2000元奖补;并鼓励县(市、区)对取得初级职称人员给予一定奖补。实践中，对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的人员，一些地方也表示会在技术、经营、评选等政策方面予以倾斜。

　　也有地区对获评者规定了义务。比如宁夏，当地对已获得相应职称的农村人才，鼓励支持其履行带头应用先进技术、组织农民技能培训等多项职责;对不承担相应义务的获评农民，取消其申报高一级职称的资格。

　　“乡村振兴，要考虑怎么留住人才，让这些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入到农业里面”，孙东升说，农务工作也有技术支撑的需求，但以前是没有渠道的，“这些人如果有职称需求，总比没有好”。孔祥智则表示，农民的职称评选，目前仍局限于一种荣誉。

　　除了评职称，职业农民也有其他的界定方式。

　　今年4月，安徽阜南县农民刘广(化名)在其农场主的推荐下，参评了省里的新型职业农民。阜南是安徽的一个“大托管”示范县。刘广所在农场在外托管了农田近万亩，主要种植小麦跟旱稻。刘广所在的合作社，平时为农场提供机械化服务。今年这个需求迅速扩张。

　　为了观察技术，刘广经常会跑到东北的一些大农场。“连续三年，农场的收割全是我从东北调的大型收割机。这些收割机收割量大，价钱便宜，每亩地可以给老百姓省二十块钱。其次，它可以降低作物的浪费和损失率”。现在，他成了农场里名副其实的“技术派”。

　　孔祥智则表示，从品种研发的角度，相当一部分农民也做了很多和技术相关的事情，比如陕西苹果，“很多新的品种都是农民研发出来的，自己选育、嫁接，贡献一点都不比科研所里的少”。

　　一篇发布于2019年，署名为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的文章写到，一直以来，浙江省高度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全省获得各类证书的新型职业农民达17万人。现行农业高级职称评审主要针对农业事业单位技术人员，新型职业农民评审通过的极少(2014年-2016年仅1人)，其评价主要是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技能证书，以单项技能评价为主，如植保工、园艺工等，总体上看与综合人才评价体系不衔接，也使得国家人才政策在农业领域实施中缺乏针对性、精准性，制约了新型经营主体对人才的吸引、评价和使用。

　　2020年，浙江省109名新晋农业正高级职称人员中，有4名农民。

为什么要评？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农业的是少之又少，比如把阔叶草和尖叶草放到他们面前，这两种草的性质不一样。用的药也不一样，但他们可能完全不懂。”在刘广看来，职业农民的评选也有技能培训的性质。

　　农业人才的断层与传承，是眼下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因素。“大家觉得当农民，被人瞧不起，需要改变这种择业观念”，全国人大代表王晓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她来自四川眉山青神中学，所教的学生中有80%都来自农村。

　　青神县系中国椪柑之乡，在王晓梅看来，当地也是技术改变农业的一个典型，“政府不仅给农民办培训班，还邀请农科院、川农大的老师来给他们上课”。2019年时，王晓梅提交了《关于持续推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工作的建议》。

　　孔祥智曾在2018年参与了北京市最早的一批职业农民职称评选。三名最终的候选人中，一名来自体制内的农业研究员最终被核定不符合参评条件。评选并无固定标准，但从他的角度来看，对周围农民的服务带动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以前述河北两农民为例，人社部文章披露，李永平所经营的农场周边带动500余户，辐射面积1200多亩，更新推广品种20多个，增收达到110多万元。今年石秋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于江与李永平一同成为首批获得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他的农场托管区域辐射56个村，服务面积5万亩，1.75万小农户的劳动力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农民成员每人每年增收3万多元。

　　“慢慢地出台相关的政策，让大家认为农民是一个职业，有一个相对应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好政策，吸引一部分人关注这个行业”，王晓梅说。

　　麦可思研究院《2021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近五年农、林、牧、渔业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增长，涉农专业应届高职毕业生“学农从农”意愿也在不断增强。2020届涉农专业高职毕业生从农(即在农、林、牧、渔业就业)比例为48.7%，比2016届(43.6%)上升了5.1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曾撰文指出，从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来看，大专及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很低，只有0.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比约37.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比约48.6%，高中文化程度的占比约6.6%，文盲约占6.5%。

　　朱信凯还提到，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来看，我国小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4%，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的2%，很难在大宗农产品生产上获得竞争优势。所以我们要加快推进农民的职业化进程，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要尽快从传统农民、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使他们成为提升小农户、带动小农户的有生力量。

　　但另一方面，职称或职业农民评选也面临“热度”不高的情况。中国新闻周刊随机联系了多个有一定种植规模的农业大户，他们几乎都对评职称一事不知情，有的还误以为接到了诈骗电话。

　　有专家认为，因为职称并不与个人收入挂钩，因此新型职业农民评职称的动力也不强。

　　“现在也不知道职业农民有什么好处，但是这东西不压身，多一个证以后不知道哪时候能用上”，刘广认为，职业农民也可以像个“经理人”，在土地的承包和管理方面体现职业农民的作用。

　　“现在好多资本已经进入农业这一块，这些不是个人可以与之竞争的”，刘广表示，个体农民难以在土地流转上与资本对标，如果有了技术支撑，农民也可以转换思路，比如给企业提供农机化服务。

　　除农民外，近年来也有更多类型的技能型人才能参与职称评定。人社部2020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有1.7亿左右技能劳动者。根据当年人社部的通知，快递员、育儿嫂等“蓝领”，同样能参与职称评定。“评职称”，既是对劳动者的认可，发展职业人才的需要，也体现出对行业专业化的需求。

　　作者：陈威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