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日期：2022-08-17 15:53:07
来源：中国民生新闻网（中广音视）
编者按：作者孙宏恩的又一篇好作品《我的父亲母亲》在读者的期盼中问世了。作者借她个人的经历，书写时代的变化。通过一个家庭的琐事反映了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的进步。正如作者在文章结尾所说的“我一向不相信宿命，然而母亲的梦让我联想到因果轮回。古人有云:为善无不报，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父母亲毕生历经坎坷永存善念，服务社会正直无私，欣逢盛世安享晚年，这不是上苍给予的福报么！”
孙宏恩老师是一位优秀的高中语文老师，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工作的热心人；是一位不想成为作家却被读者认可的女才人，接地气的女作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孙宏恩这位时代女性将会以她那渊博的知识，聪明的智慧，睿智的思维方式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编辑：张忠信
去年的一次聚会中，村里的几位老干部谈起了我的父亲，言语间颇有溢美之辞，其中一人频频称道，说我父亲是他的恩人，这让我萌生了写写父母亲的念头，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所以迟迟动不了笔。新的一年，我暗暗给自己打气:该动笔了，父亲已过米寿之年，真的是垂垂老矣。母亲虽然精神还好，但好几次打电话，都因耳背答非所问，一想到“爹娘年迈如霜降”，鼻子就酸酸的……
——题记
（一）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3年 ，当时，在曾祖、祖父两代人的辛勤打拼下，在村里我们家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加之祖母是出了名的厚道人，因此父亲还在襁褓中就有人上门来提亲，经过一番斟酌，就跟祖母娘家贾村的成氏女订了亲。
八岁时，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当苦工。每天早晨步行二十多里路到黄河滩，背土、背沙、背石头，苦苦挣扎到太阳偏西再步行回家。由于年龄小，干活少力气，父亲不知挨了日本鬼子和二狗子多少枪托子和皮鞭。有一天，回来的路上想偷个懒，父亲和同伴恒娃歇脚到西里村我祖母的堂姑家里。傍晚的农家，摇曳的油灯下铡草、喂牲口、垫圈，忙了一大家子人。一个四五岁光景的小男孩坐在厨房的门槛上玩耍，灶膛的火红彤彤的，系着围裙的女人忙里忙外，看样子一家人还没吃晚饭。父亲他们被安排在阁楼上，就顺梯子爬上去睡觉了。农家的工具都有多种用途，他们刚上阁楼，那架梯子就被人搬走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往下看时，只见院子里乱哄哄的，此起彼伏的哭声充斥着耳膜。原来，就在昨天晚上，这户人家遭遇了仇杀，三个壮劳力和那个小男孩惨遭屠戮。如果我父亲睡在下面的房子里，如果那架梯子没有被挪走，如果阁楼上有一点点响动被刺客发觉，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祖母闻听凶信，一边哭她堂姑一家的不幸遭遇，一边为我父亲担忧，坚持说:“不去了，黄河滩咱不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抓差人凶神恶煞的喊声中，祖母又不得不松开了手，八岁的父亲在祖母无奈的目送下再次遭人驱遣。
一天晚上回来，大伙儿边走边大声说话壮胆，到了大王村口，忽然西北大路上远远传来杂沓的马蹄声、呼啸声和呐喊声，“滩大王来了！”有人说。黄河滩土匪常常抓壮丁扩大队伍 ，或者是抓人质敛取钱财。大家撒腿往村里跑，谁知村西门已关，怎么喊也没人答应，眼看着火把逼近，似乎马蹄溅起的尘土已扑面而来。大家又往北门方向撒丫子跑去，守门人开门，大伙涌进，关门上栓，隔着门缝已能清晰地看到火把之下领头土匪的脸，好险啊！
日本鬼子投降后，父亲跟着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去西安城的一个酱园子里做学徒，俗称“熬相公 ”。数九寒天赤着脚，袖子挽得老高，在冰凌茬子里捞酱菜的一幕，被绕道而来看望我父亲的大爷爷看到了，老人一气之下背起他瘦得皮包骨头的侄子离开了西安那个冰冷的城市。
回家后，几经周折父亲终于在村里的一家私塾——南架子上了学。一天早晨，在去学堂的路上，看见地上有长长的血迹，他们几个同学默默地沿着血迹向前走 ，走到尽头看见一领芦席覆盖着下面的什么，出于好奇，一个大一点的同学壮着胆，上前俯身揭开芦席一角，尖叫一声撒腿就跑，原来，芦席下是我们村的一个人，不知被什么人砍得血肉模糊弃尸于此，也不知是什么人给盖了一领芦席。
亲身经历过战争、匪患、凶杀等种种乱象，父亲才强烈地向往和平与安宁的生活。
1948年，父亲如约成婚 ，那时候，成氏夫人也还是个孩子，她性格开朗，父亲一直在外求学，虽说聚少离多，但他们也有过一段夫唱妇随的温馨时光。
好日子过了三四年 ，成氏夫人不幸染病。期间，父亲休学在家，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会扶着、背着成氏夫人在阳光下聊天，那温馨的画面常常被我的祖母与她的妯娌们提起。尽管祖父凭着威望高薪请来我们那一带包括张福祥在内的四大有名望的郎中，望闻问切之后，研究了许久，也拿不出有效的治疗方案，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被病痛折磨得延床卧枕。后来又请了万荣县的一位有“病论”的名医，诊治效果依旧如故，父亲终究还是失了家，从此陷入了痛苦和孤独之中。
（二）
母亲出生的时候，孙吉的王家还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母亲的大伯父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少校军官，三妈是安昌仁义巷的傅家大小姐傅梅。母亲的祖父应邀偕妻女到北平做客，傅宜生将军热情款待之外，还邀请他们观看了梅兰芳的《贵妃醉酒 》和《洛神》两出大戏。我的外公是早年的大学生，就读于山西大学堂。外婆是宝鼎老城边邱家庄蔡家大地主的三小姐，可惜外婆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门当户对 ”。一场盛况空前的婚礼成为方圆几十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令人艳羡不已。但是，那场铺张热闹的婚礼与姻缘的美满和谐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母亲的出生，让渴望男孩传宗接代的外公彻底绝望，他的任性超出了底线，像出家的顺治帝一样毅然无情地抛弃了家园。外婆常常拿自己的两个女儿撒气。童年的母亲要强，除夕看着一个个同族的男孩被家长领着进出祠堂，她往里闯过，但被拒之门外；清明节眼看着人家一个个在大族长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去上坟，上坟回来在家庙里聚餐、分熟食、分粮食，母亲哭闹过，这不仅没能挣来一点点面子 、一丝丝同情，甚至连一块肉、一根麻花都没有得到过，还会让因没有男孩而失爱于丈夫，进而失爱于公婆的可怜外婆更加无地自容，她已然没有了少奶奶的尊严与矜持，劈头盖脸地怒骂，是她在崩溃边缘的苦苦挣扎。
童年的母亲出身豪门吃穿不愁，但大宅门里的勾心斗角和外婆那一双老井似的泪泉让母亲的童年没有一丝的开心。这样的不快，只是母亲苦难人生的开端，还有更大的不幸就在不远处窥伺着我的母亲。
孙吉王家在百年鼎盛之后，开始走下坡路 ，后来大家庭分崩离析，母亲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被送人做了童养媳。
母亲从来不愿提及那段往事，似乎还刻意回避着 “童养媳”三个字 。童养媳的苦难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时时刻刻都得小心翼翼，再怎么闷头苦干，打骂还会如期而至，母亲单薄的身子挑着水桶晃晃悠悠的可怜样，不知令多少路人心酸过。从九岁到二十岁，母亲的花样年华就是在那各种的折磨中度过的。那时候的母亲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人一样，学会了忍受，学会了选择性的遗忘。顶着生活的风暴 ，吞咽着命运的苦涩，顽强地挺了过来。
期间，母亲可以喘一口气的事是走亲戚，到她的舅家、姑家、奶妈家待上几天，以缓解身心的疲累，亲戚们虽无力解救她，但都各尽所能施予了亲人的温情。
后来，孙吉村高级社解救了一批童养媳，我母亲就在其中。高级社的领导积极引导妇女参加速成识字班，母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学习认真，结业成绩优异 。有了文化知识，又没有家务羁绊 ，干练利落的母亲，在高级社里担任了妇女干部，并于195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解放后党在基层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妇女干部，先后两届担任稷山县、万荣县人大代表 。
在成氏夫人过世三年后，经人说合，父母亲于1956年春喜结连理。
那一年，年终决算，家里分了60块钱，祖父母商量着给了还是新媳妇的母亲两块钱，当时的物价，一块钱就够买一身衣料了，这两块钱是让母亲买衣服的专项开支。可是母亲没有给自己买衣物，而是买回一桶煤油，足足够家里照明用一年的了。祖母又拿出两块钱给母亲，这一次母亲给家里买了半缸盐，彻底改变了家里一斤一斤买食盐的习惯。如此三番 ，祖母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母亲，并且轻松地说 :“以后咱们不用操心了，这个家，就让娃娃当了。”从那时起，母亲当家已经六十多年了。
（三）
正是有母亲的勤俭持家 ，父亲才无后顾之忧，工作在离家百里之外的闻喜县长达四十年之久。
当初父亲在分配工作的时候 ，由于要进司法部门，便极力要求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运城专区和万荣县（当时我们孙吉村属万荣县）的岗位一律回绝，他以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以不受人情干扰，能够心无旁骛地干好工作。事实上，虽然没有家乡人在办案方面请托，但常常有人去闻喜做买卖，沾亲带故的就奔熟人去了，对于远道来投的乡亲，父亲没有做生意的门道，无法满足他们赚钱的欲望，但总能尽地主之谊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母亲埋头自己的工作，还要打理家务，起初也不过问父亲的薪水，在应酬乡人来闻喜，父亲总是能尽心竭力。
对于他自己，父亲一分钱都舍不得花，那一年，响应国家号召，工资分文不留都购买了国债，全年累积起来还真不少。到1960年 ，我的大哥出生，赶上农村“吃食堂 ”，家里什么都没有 ，灶具都充了公。母亲产后体弱，父亲拿出购买的国债买粮食来渡难关，结果物价飞涨 ，50多块钱的券仅买回50斤小麦粉 。父亲原本就心性散淡，不是那种汲汲于钱财之人，经此一事，越发对攒钱失去了兴趣 。
三年自然灾害后 ，城乡人们的生活都很艰难，父亲把仅有的一件值钱外衣送了人，被子里的棉花送了人，在大冬天把自己的棉裤送了人，甚至把全年的工资送了我的堂叔，这才引起了母亲的不满 :“这不是活人身上揭皮吗 ？” 又说:“自家坟上不烧纸， 别人坟上哭到死！”父亲说:“孩子都在，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好脾气的祖母也恼了，她一边在灶上给父亲盛饭 ，一边数落 :“你么，就不知道咱们还有一家家人要吃饭么？一年了 ，就能一颗粮食、一分钱都不往回拿，你真真，你真真是……”父亲埋头在稀粥腾起的烟雾中，含糊地说:“我要不管，他就得卖血，咱们不是还能将就吗？”一家人都无语了，的确，堂叔一家比我们更难。
父亲一生就是这样不以钱财为累，法院工作几十年，坦坦荡荡两袖清风。
村里的公益事业，如闹家戏置办戏服、盖教学楼 、盖舞台等活动，父亲都积极踊跃地捐款，老年赋闲在家，有时候还给村里的困难户、留守孩子一些钱。这个时候，母亲总会说 :“给吧，给吧 ，现在又不是拿不出来 。”
（四）
父亲的顶头上司是参加过“三打运城”战役的老革命。有一年清明节，父亲请假回家扫墓，那位老革命委托父亲路过运城到烈士陵园替他祭奠死难的战友，他还告诉父亲 :“想到那些为了国家长眠的人，咱们还计较什么工资的多少，待遇的高低呢？”后来老领导不在了，父亲一直保留着每年清明节到烈士陵园祭扫的习惯，直到退休回家。在那里接受灵魂的洗礼，父亲逐渐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人。
父亲一直处理的是民事纠纷，这样的工作性质，注定父亲要在当地民俗与法律条款的漩涡间纠结，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常常要下乡走访，“一枝一叶总关情”，力求在解决百姓疾苦的前提下化解矛盾，在情、理与法之间寻找平衡，尽可能让控辩双方都能接受，通过调解结案。那一次，乡下有人来告状，说一个女子失节，玷辱门风，要把她和她的两个孩子扫地出门。父亲接到案子，在那个村待了两天一夜，多方走访，最后拿出调解方案 :男子多病，主妇拉扯孩子不易，可以招夫养夫，正好家里有两座院子，老人尚有劳动能力，暂时分开住。将来还由儿媳妇、孙子给老人养老送终。父亲的方案一出，村民们一致叫好，认为是最贴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没想到，父亲捅了马蜂窝，男子的家人不依不饶嚷嚷着说要上访，他妹妹在省城工作，手眼通天，向上边走门子，一位高干批示，要求法院按他们的意思断案。一桩简单的民事纠纷，就这样被想当然地定了案。那个叫梅英的女子，背着荡妇的恶名，被逐出家门，临走的时候，背上是哇哇哭的丫头，拽着衣襟的是五岁的男娃，那情形好可怜。父亲再三再四反对，但反对无效。那家人为了彻底打消梅英母子将来回家的念头，干脆卖掉了家里的两座院子，那病恹恹的男人和他父母，带着所有的家产被他妹妹领去了太原。
后续的结局是，梅英领着两个孩子依傍娘家苦苦度日，受尽了白眼与冷遇 。十多年后那个男娃参了军，他那病重的父亲竟然被一些“懂法”的人送到了部队上。一个新兵蛋子哪里有能力赡养老人呢？况且村里早年的院子也被卖了，养老人至少也要有个落脚地呀！为了孩子的前途 ，最后还是梅英把她的前夫接到了娘家养老了。事实证明，当时父亲的方案是合乎人情的，也是对他们家庭的未来负责任的。
每每提及这个案子，父亲总是特别激动，了解那个案子的人们对唯上是从的“葫芦僧”嗤之以鼻，对那家的痴能又不能负责到底的妹妹不屑一提，当然了，对我父亲“靠边站” 的遭遇更是报以同情。父亲正是以他脚踏大地，深入民众，法网柔情的执着理念，诠释着执法为民的宗旨。几十年如一日 ，经他手的大大小小的案子，从来不留“后遗症 ”。
晚年的父亲退而不休 ，为村史的编修奔走呼告。他时常运用法律帮村民维权，饭桌上那个称父亲为“恩人”的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五）
母亲于1958年被孙吉供销社招工成了一名售货员。工作离不开珠算，她勤学苦练，顾客赞美母亲“盘子打得精 ”。业务熟练，工作热情，母亲一直是 “先进工作者 ”。平时上班，母亲勤快又用心，外出上集赶会摆摊，母亲从不落后，拉货靠人力，母亲不怕吃苦就争着拉车，中途要补货，母亲就来来回回奔波。数九寒天，手脚冻得冒疙瘩，冻疮好多年去不了根，但提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母亲的脸上总洋溢着自豪。
供销社规定，每天下班后各柜组交当日的货款，起初是交到供销社会计处，后来会计嫌麻烦，让直接交到银行。母亲整理的各类票面清清爽爽，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而母亲的一位同事就比较马虎。一天下午，几个人相跟着去交货款，母亲指着排在柜台上的票扎，一宗一宗告诉银行业务员，盯着业务员清点完毕，当面核对了票据，这才放了心。轮到那位同事，她把报纸里的钱一股脑倒在柜台上，然后转脸跟别人谝闲话，每次交账她都是这样满不在乎。不一会儿，业务员报出一个数字 ，那位同事惊呼:“不对，不对 ，差300块钱！”听她这样喊，业务员双手从桌上把一摞钱放回柜台，说:“不对？你交的就是这些，自己数吧。” 母亲扫了一眼，发现了问题，问 :“你刚才在门市部数的那捆三元票面的钱呢？”原来，母亲早早清点完毕，等候的间隙，看同事点数，居然记住了她有一捆三元货款。后经供销社和银行领导出面寻找，终于在银行柜台内放垃圾的纸箱子底下找到了那沓三元票面的人民币，至此真相大白。一时间，母亲的能干在孙吉供销社闻名。
母亲的能干还在于给村里的年迈人义务送货上门，一个瓷面盆，一卷凉席，一个铁鏊……老人拿不动的，她就绕道送过去，这虽不是份内之事，但年轻的母亲乐在其中。
在家里，由于祖父母渐渐上了年纪，母亲肩头的担子更重了，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那时候，我们的衣服鞋子都是靠熬夜赶出来的，纳鞋底是母亲天天晚上的必修课。有一年春节，我迷上了“踢瓦瓦”，正月十五就把过年才穿的新鞋踢出了窟窿，母亲火了:“半月一双鞋，一年24双，全家七口人，都跟你一样，一年就要做168双……”想想做一双鞋的复杂工序，也难怪母亲生气。油灯下母亲纳鞋底投在墙上的影子和那“哧啦哧啦”的声响，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后来，母亲的长亲一个个都步入了老年，母亲曾在运城医院陪侍她病重的姑姑，每天晚上，就在病床下铺两张报纸，蜷缩在上面打个盹，经济实惠又方便伺候病人。母亲的花舅妈，就是她舅舅的小妾，解放后改嫁，虽然离开蔡家，但亲情还在，母亲跟老人来往密切，常常骑自行车奔波几十里去看望老人。
我们家跟母亲的奶妈——我们的干奶奶——住在一条巷子里，走得特别亲。冬天，母亲下班回家，总要在干奶奶的炕头暖和暖和，我们也养成了习惯，爱去干奶奶家玩。大哥结婚的时候，身上披了三匹红，就是说我们有三个舅家 ，这在我们村是绝无仅有的。干奶奶是一家，王家，还有贾村成家。
母亲刚结婚那会儿，成家就央人来说续亲的事，母亲名正言顺做了成家的女儿。几十年来 母亲精心伺候成家二老，尽到了做女儿的责任。对体弱多病的舅舅，也是照顾有加，后来舅舅一家人住到了孙吉，母亲隔三差五往舅家跑，或是买几个油糕，或是买一碗凉粉，或是提上她自己蒸的包子，总要拿些舅舅爱吃的东西。
舅舅的生日是正月初六，每年这一天，母亲都要去舅家，帮忙做饭，和娘家人说说话，让因生病不能出门的舅舅过好生日。庚子年春节，疫情严峻，走亲访友一律停止，母亲住在敬老院中，敬老院的大门紧锁，我们都进不去，只能是电话拜年。初六一早，母亲想去看舅舅，可没有备下生日礼物，超市也不营业，于是央求厨师煮了六颗鸡蛋，告诉管理员她要回家拿东西，保证不串门。在管理员的再三盘问、反复叮嘱下，母亲戴上口罩，走时不放心又加了一个口罩出门了，就为给舅舅送去热乎乎的煮鸡蛋，送上祝福。后来说起这件事，我问母亲：特殊时期，舅妈是不是欢迎您？母亲得意地告诉我:“一大早，你舅妈和你舅打赌，赌我去她家不，结果你舅赢了。”我说:“太感动人了，您冒着生命危险走亲戚，给您写篇文章，题目就是‘六个鸡蛋的故事’。”母亲深情地说:“你舅病了，不然，这些年他会来看我的。”顿了顿，母亲又说:“75年盖厦，没有你舅送来的一桩粮食，我就不敢动工……”母亲还在絮絮地说着。
舅舅的孙子、外孙一共八个，近年新添三个重孙子，孩子们的名字我拎不清，可母亲看见孩子，喊出名字不说，还能准确地说出他们的生日。母亲跟贾村舅舅没有血缘 ，却相处得胜似一母同胞 。
邻里关系也让母亲处得亲密热络，缘于从祖母那里继承的厚道。一次，母亲走在巷里，被狗咬伤了，狗主人一家满含歉意，用摩托车载母亲到医院打疫苗，哥哥闻讯也赶到医院，母亲忍着疼痛，一再叮咛哥哥，不要叫人家掏疫苗钱。那人一再坚持，母亲拧不过，只好让他掏了一针的钱。有人说五针的钱都该他们出，母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乡里乡亲的，他又不是故意的。年轻人才创业没有多少钱，不要为难他。”第二天，那家人提着鸡蛋来看望母亲，母亲说:“针都打了，就没事了，你们忙忙的，该干活就干活去，狗娃惹的祸，连累你们耽误正事。”来人说:“看您这么大年纪，受这份罪，心里难受。”母亲开导他们:“把狗拴好，不敢再伤了人，特别是不敢咬了路过的小孩子。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这大概也是我个人的灾秩吧，你们不要再挂心了。”
（六）
我的小姑姑常常对人说 :“几十年了，是我嫂子担着家里的沉重 ，我哥于家庭无功。”这话说对了一半，母亲担着家庭的重担不假，父亲虽然常年在外，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没有缺席，他是母亲治家的法宝。记得小时候 ，我做了错事 ，母亲责备一番，还会说 :“小心我告诉你爸！”听这话，我就会很紧张。尽管父亲经常见不上面，见了面也不怎么批评我，母亲在我们心里树起了父亲的威严，这份威严让我们自律。
后来家里添丁进口，母亲不害怕 “人上十口，吃饭雷吼 ”，因为她小时候生活在“鼎食”之家 ，有过六七十口人一锅吃饭的经历，人越多，母亲做饭越有劲。母亲害怕的是“人上十五口，七嘴八舌头” ，居家过日子，避免不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谁要满腹牢骚，母亲就会搬出父亲做盾牌 :“你们谁有本事 ，就往金钟上撞去，不要在没爷爷(yaya)庙里放光 。”就这样，三言两语消解了矛盾。记得有一次 ，父亲喊我看电视 ，内容是蒲剧《 打金枝 》，我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又暗暗笑他的迂:咱们又不是什么帝王之家 ，我也不是金枝玉叶，没有那么娇气 ，看个电视还搞得这么煞有介事的。可一旁的父亲正襟危坐，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说:“不是叫你对号入座 ，是戏里有一些道理 ，你应该懂。”
父亲经常叫我给他朗读古文，特别喜欢听方言读，他自己偶尔也摇头晃脑来一段:“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那投入的神情，那顿挫的音律，仿佛那穿越时光的老夫子。
一次我正和父亲说话，大门响了，父亲问是谁，我隔窗望见母亲回来了，为了活跃气氛，顺口说了句“你老伴”，话音刚落 ，父亲手里的拐杖就朝我飞来，我连忙躲避，父亲呵斥我 :“不像话！还讲究为人师表呢，给我记着，无论什么时候，都得叫‘妈 ’！”母亲走进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接过父亲的话茬:“可不是叫妈吗？她还能把我叫婶子吗？”然后朗声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一时的尴尬就这样过去了。
小姑姑说父亲于家庭无功，主要是指他没有利用职权办过一丝一毫的私事，宁愿得罪亲朋也不违背原则，包括我们兄妹几个的工作问题，父亲也不肯动用关系帮一把。
一次家人围在一起看电视剧《不忘初心》，大嫂对孩子们说 :“这个甘祖昌，跟你们爷爷是一样的人。”我听出了话里的赞美，但也听出了些许的抱怨，就说:“当然了，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嘛。”回头看看坐在沙发上的父亲，他微闭双眼，一副很惬意的样子。的确，父亲一生没有给家里创造优越的物质条件，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精神财富，他无愧于老党员、好干部的称号 。
（七）
老年以后的父母，成了彼此的依靠，只要父亲出去转一圈，回来后母亲总要一顿数落；而母亲一会儿不在眼前，父亲就会戳着拐杖喊一声:“跑——哪儿去了——”
周末到敬老院看望父母亲，母亲告诉我，前两天她做了个梦，恍恍惚惚的，大概活不久了。其实，对于死亡，母亲并不害怕，“五年六月七日八时”，活到这个份上，似乎已经时刻在做着准备了，让母亲唯一放不下的只有父亲了。
那梦境也实在太蹊跷了，一个声音传来:“走吧，走吧！”也没看清楚是男人还是女人，母亲就飘飘忽忽跟着走出了家门，太阳火辣辣地照着，眼看就要走出村了，前面一片高大的树林，密密匝匝的，投下大片浓荫，快到树荫下时，一个声音又响起了:“这能走吗？就这样能走吗？不能，不能！”这个时候，父亲的拐棍正“笃——笃——”地戳着地面:“跑——哪去啦——”母亲醒了，惊了一身的冷汗 。
我一向不相信宿命，然而母亲的梦让我联想到因果轮回。古人有云:为善无不报，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父母亲毕生历经坎坷永存善念，服务社会正直无私，欣逢盛世安享晚年，这不是上苍给予的福报么！
责任编辑：张忠信
孙宏恩老师是一位优秀的高中语文老师，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工作的热心人；是一位不想成为作家却被读者认可的女才人，接地气的女作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孙宏恩这位时代女性将会以她那渊博的知识，聪明的智慧，睿智的思维方式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编辑：张忠信
去年的一次聚会中，村里的几位老干部谈起了我的父亲，言语间颇有溢美之辞，其中一人频频称道，说我父亲是他的恩人，这让我萌生了写写父母亲的念头，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所以迟迟动不了笔。新的一年，我暗暗给自己打气:该动笔了，父亲已过米寿之年，真的是垂垂老矣。母亲虽然精神还好，但好几次打电话，都因耳背答非所问，一想到“爹娘年迈如霜降”，鼻子就酸酸的……
——题记
（一）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3年 ，当时，在曾祖、祖父两代人的辛勤打拼下，在村里我们家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加之祖母是出了名的厚道人，因此父亲还在襁褓中就有人上门来提亲，经过一番斟酌，就跟祖母娘家贾村的成氏女订了亲。
八岁时，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当苦工。每天早晨步行二十多里路到黄河滩，背土、背沙、背石头，苦苦挣扎到太阳偏西再步行回家。由于年龄小，干活少力气，父亲不知挨了日本鬼子和二狗子多少枪托子和皮鞭。有一天，回来的路上想偷个懒，父亲和同伴恒娃歇脚到西里村我祖母的堂姑家里。傍晚的农家，摇曳的油灯下铡草、喂牲口、垫圈，忙了一大家子人。一个四五岁光景的小男孩坐在厨房的门槛上玩耍，灶膛的火红彤彤的，系着围裙的女人忙里忙外，看样子一家人还没吃晚饭。父亲他们被安排在阁楼上，就顺梯子爬上去睡觉了。农家的工具都有多种用途，他们刚上阁楼，那架梯子就被人搬走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往下看时，只见院子里乱哄哄的，此起彼伏的哭声充斥着耳膜。原来，就在昨天晚上，这户人家遭遇了仇杀，三个壮劳力和那个小男孩惨遭屠戮。如果我父亲睡在下面的房子里，如果那架梯子没有被挪走，如果阁楼上有一点点响动被刺客发觉，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祖母闻听凶信，一边哭她堂姑一家的不幸遭遇，一边为我父亲担忧，坚持说:“不去了，黄河滩咱不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抓差人凶神恶煞的喊声中，祖母又不得不松开了手，八岁的父亲在祖母无奈的目送下再次遭人驱遣。
一天晚上回来，大伙儿边走边大声说话壮胆，到了大王村口，忽然西北大路上远远传来杂沓的马蹄声、呼啸声和呐喊声，“滩大王来了！”有人说。黄河滩土匪常常抓壮丁扩大队伍 ，或者是抓人质敛取钱财。大家撒腿往村里跑，谁知村西门已关，怎么喊也没人答应，眼看着火把逼近，似乎马蹄溅起的尘土已扑面而来。大家又往北门方向撒丫子跑去，守门人开门，大伙涌进，关门上栓，隔着门缝已能清晰地看到火把之下领头土匪的脸，好险啊！
日本鬼子投降后，父亲跟着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去西安城的一个酱园子里做学徒，俗称“熬相公 ”。数九寒天赤着脚，袖子挽得老高，在冰凌茬子里捞酱菜的一幕，被绕道而来看望我父亲的大爷爷看到了，老人一气之下背起他瘦得皮包骨头的侄子离开了西安那个冰冷的城市。
回家后，几经周折父亲终于在村里的一家私塾——南架子上了学。一天早晨，在去学堂的路上，看见地上有长长的血迹，他们几个同学默默地沿着血迹向前走 ，走到尽头看见一领芦席覆盖着下面的什么，出于好奇，一个大一点的同学壮着胆，上前俯身揭开芦席一角，尖叫一声撒腿就跑，原来，芦席下是我们村的一个人，不知被什么人砍得血肉模糊弃尸于此，也不知是什么人给盖了一领芦席。
亲身经历过战争、匪患、凶杀等种种乱象，父亲才强烈地向往和平与安宁的生活。
1948年，父亲如约成婚 ，那时候，成氏夫人也还是个孩子，她性格开朗，父亲一直在外求学，虽说聚少离多，但他们也有过一段夫唱妇随的温馨时光。
好日子过了三四年 ，成氏夫人不幸染病。期间，父亲休学在家，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会扶着、背着成氏夫人在阳光下聊天，那温馨的画面常常被我的祖母与她的妯娌们提起。尽管祖父凭着威望高薪请来我们那一带包括张福祥在内的四大有名望的郎中，望闻问切之后，研究了许久，也拿不出有效的治疗方案，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被病痛折磨得延床卧枕。后来又请了万荣县的一位有“病论”的名医，诊治效果依旧如故，父亲终究还是失了家，从此陷入了痛苦和孤独之中。
（二）
母亲出生的时候，孙吉的王家还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母亲的大伯父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少校军官，三妈是安昌仁义巷的傅家大小姐傅梅。母亲的祖父应邀偕妻女到北平做客，傅宜生将军热情款待之外，还邀请他们观看了梅兰芳的《贵妃醉酒 》和《洛神》两出大戏。我的外公是早年的大学生，就读于山西大学堂。外婆是宝鼎老城边邱家庄蔡家大地主的三小姐，可惜外婆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门当户对 ”。一场盛况空前的婚礼成为方圆几十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令人艳羡不已。但是，那场铺张热闹的婚礼与姻缘的美满和谐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母亲的出生，让渴望男孩传宗接代的外公彻底绝望，他的任性超出了底线，像出家的顺治帝一样毅然无情地抛弃了家园。外婆常常拿自己的两个女儿撒气。童年的母亲要强，除夕看着一个个同族的男孩被家长领着进出祠堂，她往里闯过，但被拒之门外；清明节眼看着人家一个个在大族长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去上坟，上坟回来在家庙里聚餐、分熟食、分粮食，母亲哭闹过，这不仅没能挣来一点点面子 、一丝丝同情，甚至连一块肉、一根麻花都没有得到过，还会让因没有男孩而失爱于丈夫，进而失爱于公婆的可怜外婆更加无地自容，她已然没有了少奶奶的尊严与矜持，劈头盖脸地怒骂，是她在崩溃边缘的苦苦挣扎。
童年的母亲出身豪门吃穿不愁，但大宅门里的勾心斗角和外婆那一双老井似的泪泉让母亲的童年没有一丝的开心。这样的不快，只是母亲苦难人生的开端，还有更大的不幸就在不远处窥伺着我的母亲。
孙吉王家在百年鼎盛之后，开始走下坡路 ，后来大家庭分崩离析，母亲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被送人做了童养媳。
母亲从来不愿提及那段往事，似乎还刻意回避着 “童养媳”三个字 。童养媳的苦难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时时刻刻都得小心翼翼，再怎么闷头苦干，打骂还会如期而至，母亲单薄的身子挑着水桶晃晃悠悠的可怜样，不知令多少路人心酸过。从九岁到二十岁，母亲的花样年华就是在那各种的折磨中度过的。那时候的母亲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人一样，学会了忍受，学会了选择性的遗忘。顶着生活的风暴 ，吞咽着命运的苦涩，顽强地挺了过来。
期间，母亲可以喘一口气的事是走亲戚，到她的舅家、姑家、奶妈家待上几天，以缓解身心的疲累，亲戚们虽无力解救她，但都各尽所能施予了亲人的温情。
后来，孙吉村高级社解救了一批童养媳，我母亲就在其中。高级社的领导积极引导妇女参加速成识字班，母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学习认真，结业成绩优异 。有了文化知识，又没有家务羁绊 ，干练利落的母亲，在高级社里担任了妇女干部，并于195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解放后党在基层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妇女干部，先后两届担任稷山县、万荣县人大代表 。
在成氏夫人过世三年后，经人说合，父母亲于1956年春喜结连理。
那一年，年终决算，家里分了60块钱，祖父母商量着给了还是新媳妇的母亲两块钱，当时的物价，一块钱就够买一身衣料了，这两块钱是让母亲买衣服的专项开支。可是母亲没有给自己买衣物，而是买回一桶煤油，足足够家里照明用一年的了。祖母又拿出两块钱给母亲，这一次母亲给家里买了半缸盐，彻底改变了家里一斤一斤买食盐的习惯。如此三番 ，祖母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母亲，并且轻松地说 :“以后咱们不用操心了，这个家，就让娃娃当了。”从那时起，母亲当家已经六十多年了。
（三）
正是有母亲的勤俭持家 ，父亲才无后顾之忧，工作在离家百里之外的闻喜县长达四十年之久。
当初父亲在分配工作的时候 ，由于要进司法部门，便极力要求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运城专区和万荣县（当时我们孙吉村属万荣县）的岗位一律回绝，他以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以不受人情干扰，能够心无旁骛地干好工作。事实上，虽然没有家乡人在办案方面请托，但常常有人去闻喜做买卖，沾亲带故的就奔熟人去了，对于远道来投的乡亲，父亲没有做生意的门道，无法满足他们赚钱的欲望，但总能尽地主之谊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母亲埋头自己的工作，还要打理家务，起初也不过问父亲的薪水，在应酬乡人来闻喜，父亲总是能尽心竭力。
对于他自己，父亲一分钱都舍不得花，那一年，响应国家号召，工资分文不留都购买了国债，全年累积起来还真不少。到1960年 ，我的大哥出生，赶上农村“吃食堂 ”，家里什么都没有 ，灶具都充了公。母亲产后体弱，父亲拿出购买的国债买粮食来渡难关，结果物价飞涨 ，50多块钱的券仅买回50斤小麦粉 。父亲原本就心性散淡，不是那种汲汲于钱财之人，经此一事，越发对攒钱失去了兴趣 。
三年自然灾害后 ，城乡人们的生活都很艰难，父亲把仅有的一件值钱外衣送了人，被子里的棉花送了人，在大冬天把自己的棉裤送了人，甚至把全年的工资送了我的堂叔，这才引起了母亲的不满 :“这不是活人身上揭皮吗 ？” 又说:“自家坟上不烧纸， 别人坟上哭到死！”父亲说:“孩子都在，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好脾气的祖母也恼了，她一边在灶上给父亲盛饭 ，一边数落 :“你么，就不知道咱们还有一家家人要吃饭么？一年了 ，就能一颗粮食、一分钱都不往回拿，你真真，你真真是……”父亲埋头在稀粥腾起的烟雾中，含糊地说:“我要不管，他就得卖血，咱们不是还能将就吗？”一家人都无语了，的确，堂叔一家比我们更难。
父亲一生就是这样不以钱财为累，法院工作几十年，坦坦荡荡两袖清风。
村里的公益事业，如闹家戏置办戏服、盖教学楼 、盖舞台等活动，父亲都积极踊跃地捐款，老年赋闲在家，有时候还给村里的困难户、留守孩子一些钱。这个时候，母亲总会说 :“给吧，给吧 ，现在又不是拿不出来 。”
（四）
父亲的顶头上司是参加过“三打运城”战役的老革命。有一年清明节，父亲请假回家扫墓，那位老革命委托父亲路过运城到烈士陵园替他祭奠死难的战友，他还告诉父亲 :“想到那些为了国家长眠的人，咱们还计较什么工资的多少，待遇的高低呢？”后来老领导不在了，父亲一直保留着每年清明节到烈士陵园祭扫的习惯，直到退休回家。在那里接受灵魂的洗礼，父亲逐渐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人。
父亲一直处理的是民事纠纷，这样的工作性质，注定父亲要在当地民俗与法律条款的漩涡间纠结，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常常要下乡走访，“一枝一叶总关情”，力求在解决百姓疾苦的前提下化解矛盾，在情、理与法之间寻找平衡，尽可能让控辩双方都能接受，通过调解结案。那一次，乡下有人来告状，说一个女子失节，玷辱门风，要把她和她的两个孩子扫地出门。父亲接到案子，在那个村待了两天一夜，多方走访，最后拿出调解方案 :男子多病，主妇拉扯孩子不易，可以招夫养夫，正好家里有两座院子，老人尚有劳动能力，暂时分开住。将来还由儿媳妇、孙子给老人养老送终。父亲的方案一出，村民们一致叫好，认为是最贴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没想到，父亲捅了马蜂窝，男子的家人不依不饶嚷嚷着说要上访，他妹妹在省城工作，手眼通天，向上边走门子，一位高干批示，要求法院按他们的意思断案。一桩简单的民事纠纷，就这样被想当然地定了案。那个叫梅英的女子，背着荡妇的恶名，被逐出家门，临走的时候，背上是哇哇哭的丫头，拽着衣襟的是五岁的男娃，那情形好可怜。父亲再三再四反对，但反对无效。那家人为了彻底打消梅英母子将来回家的念头，干脆卖掉了家里的两座院子，那病恹恹的男人和他父母，带着所有的家产被他妹妹领去了太原。
后续的结局是，梅英领着两个孩子依傍娘家苦苦度日，受尽了白眼与冷遇 。十多年后那个男娃参了军，他那病重的父亲竟然被一些“懂法”的人送到了部队上。一个新兵蛋子哪里有能力赡养老人呢？况且村里早年的院子也被卖了，养老人至少也要有个落脚地呀！为了孩子的前途 ，最后还是梅英把她的前夫接到了娘家养老了。事实证明，当时父亲的方案是合乎人情的，也是对他们家庭的未来负责任的。
每每提及这个案子，父亲总是特别激动，了解那个案子的人们对唯上是从的“葫芦僧”嗤之以鼻，对那家的痴能又不能负责到底的妹妹不屑一提，当然了，对我父亲“靠边站” 的遭遇更是报以同情。父亲正是以他脚踏大地，深入民众，法网柔情的执着理念，诠释着执法为民的宗旨。几十年如一日 ，经他手的大大小小的案子，从来不留“后遗症 ”。
晚年的父亲退而不休 ，为村史的编修奔走呼告。他时常运用法律帮村民维权，饭桌上那个称父亲为“恩人”的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五）
母亲于1958年被孙吉供销社招工成了一名售货员。工作离不开珠算，她勤学苦练，顾客赞美母亲“盘子打得精 ”。业务熟练，工作热情，母亲一直是 “先进工作者 ”。平时上班，母亲勤快又用心，外出上集赶会摆摊，母亲从不落后，拉货靠人力，母亲不怕吃苦就争着拉车，中途要补货，母亲就来来回回奔波。数九寒天，手脚冻得冒疙瘩，冻疮好多年去不了根，但提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母亲的脸上总洋溢着自豪。
供销社规定，每天下班后各柜组交当日的货款，起初是交到供销社会计处，后来会计嫌麻烦，让直接交到银行。母亲整理的各类票面清清爽爽，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而母亲的一位同事就比较马虎。一天下午，几个人相跟着去交货款，母亲指着排在柜台上的票扎，一宗一宗告诉银行业务员，盯着业务员清点完毕，当面核对了票据，这才放了心。轮到那位同事，她把报纸里的钱一股脑倒在柜台上，然后转脸跟别人谝闲话，每次交账她都是这样满不在乎。不一会儿，业务员报出一个数字 ，那位同事惊呼:“不对，不对 ，差300块钱！”听她这样喊，业务员双手从桌上把一摞钱放回柜台，说:“不对？你交的就是这些，自己数吧。” 母亲扫了一眼，发现了问题，问 :“你刚才在门市部数的那捆三元票面的钱呢？”原来，母亲早早清点完毕，等候的间隙，看同事点数，居然记住了她有一捆三元货款。后经供销社和银行领导出面寻找，终于在银行柜台内放垃圾的纸箱子底下找到了那沓三元票面的人民币，至此真相大白。一时间，母亲的能干在孙吉供销社闻名。
母亲的能干还在于给村里的年迈人义务送货上门，一个瓷面盆，一卷凉席，一个铁鏊……老人拿不动的，她就绕道送过去，这虽不是份内之事，但年轻的母亲乐在其中。
在家里，由于祖父母渐渐上了年纪，母亲肩头的担子更重了，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那时候，我们的衣服鞋子都是靠熬夜赶出来的，纳鞋底是母亲天天晚上的必修课。有一年春节，我迷上了“踢瓦瓦”，正月十五就把过年才穿的新鞋踢出了窟窿，母亲火了:“半月一双鞋，一年24双，全家七口人，都跟你一样，一年就要做168双……”想想做一双鞋的复杂工序，也难怪母亲生气。油灯下母亲纳鞋底投在墙上的影子和那“哧啦哧啦”的声响，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后来，母亲的长亲一个个都步入了老年，母亲曾在运城医院陪侍她病重的姑姑，每天晚上，就在病床下铺两张报纸，蜷缩在上面打个盹，经济实惠又方便伺候病人。母亲的花舅妈，就是她舅舅的小妾，解放后改嫁，虽然离开蔡家，但亲情还在，母亲跟老人来往密切，常常骑自行车奔波几十里去看望老人。
我们家跟母亲的奶妈——我们的干奶奶——住在一条巷子里，走得特别亲。冬天，母亲下班回家，总要在干奶奶的炕头暖和暖和，我们也养成了习惯，爱去干奶奶家玩。大哥结婚的时候，身上披了三匹红，就是说我们有三个舅家 ，这在我们村是绝无仅有的。干奶奶是一家，王家，还有贾村成家。
母亲刚结婚那会儿，成家就央人来说续亲的事，母亲名正言顺做了成家的女儿。几十年来 母亲精心伺候成家二老，尽到了做女儿的责任。对体弱多病的舅舅，也是照顾有加，后来舅舅一家人住到了孙吉，母亲隔三差五往舅家跑，或是买几个油糕，或是买一碗凉粉，或是提上她自己蒸的包子，总要拿些舅舅爱吃的东西。
舅舅的生日是正月初六，每年这一天，母亲都要去舅家，帮忙做饭，和娘家人说说话，让因生病不能出门的舅舅过好生日。庚子年春节，疫情严峻，走亲访友一律停止，母亲住在敬老院中，敬老院的大门紧锁，我们都进不去，只能是电话拜年。初六一早，母亲想去看舅舅，可没有备下生日礼物，超市也不营业，于是央求厨师煮了六颗鸡蛋，告诉管理员她要回家拿东西，保证不串门。在管理员的再三盘问、反复叮嘱下，母亲戴上口罩，走时不放心又加了一个口罩出门了，就为给舅舅送去热乎乎的煮鸡蛋，送上祝福。后来说起这件事，我问母亲：特殊时期，舅妈是不是欢迎您？母亲得意地告诉我:“一大早，你舅妈和你舅打赌，赌我去她家不，结果你舅赢了。”我说:“太感动人了，您冒着生命危险走亲戚，给您写篇文章，题目就是‘六个鸡蛋的故事’。”母亲深情地说:“你舅病了，不然，这些年他会来看我的。”顿了顿，母亲又说:“75年盖厦，没有你舅送来的一桩粮食，我就不敢动工……”母亲还在絮絮地说着。
舅舅的孙子、外孙一共八个，近年新添三个重孙子，孩子们的名字我拎不清，可母亲看见孩子，喊出名字不说，还能准确地说出他们的生日。母亲跟贾村舅舅没有血缘 ，却相处得胜似一母同胞 。
邻里关系也让母亲处得亲密热络，缘于从祖母那里继承的厚道。一次，母亲走在巷里，被狗咬伤了，狗主人一家满含歉意，用摩托车载母亲到医院打疫苗，哥哥闻讯也赶到医院，母亲忍着疼痛，一再叮咛哥哥，不要叫人家掏疫苗钱。那人一再坚持，母亲拧不过，只好让他掏了一针的钱。有人说五针的钱都该他们出，母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乡里乡亲的，他又不是故意的。年轻人才创业没有多少钱，不要为难他。”第二天，那家人提着鸡蛋来看望母亲，母亲说:“针都打了，就没事了，你们忙忙的，该干活就干活去，狗娃惹的祸，连累你们耽误正事。”来人说:“看您这么大年纪，受这份罪，心里难受。”母亲开导他们:“把狗拴好，不敢再伤了人，特别是不敢咬了路过的小孩子。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这大概也是我个人的灾秩吧，你们不要再挂心了。”
（六）
我的小姑姑常常对人说 :“几十年了，是我嫂子担着家里的沉重 ，我哥于家庭无功。”这话说对了一半，母亲担着家庭的重担不假，父亲虽然常年在外，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没有缺席，他是母亲治家的法宝。记得小时候 ，我做了错事 ，母亲责备一番，还会说 :“小心我告诉你爸！”听这话，我就会很紧张。尽管父亲经常见不上面，见了面也不怎么批评我，母亲在我们心里树起了父亲的威严，这份威严让我们自律。
后来家里添丁进口，母亲不害怕 “人上十口，吃饭雷吼 ”，因为她小时候生活在“鼎食”之家 ，有过六七十口人一锅吃饭的经历，人越多，母亲做饭越有劲。母亲害怕的是“人上十五口，七嘴八舌头” ，居家过日子，避免不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谁要满腹牢骚，母亲就会搬出父亲做盾牌 :“你们谁有本事 ，就往金钟上撞去，不要在没爷爷(yaya)庙里放光 。”就这样，三言两语消解了矛盾。记得有一次 ，父亲喊我看电视 ，内容是蒲剧《 打金枝 》，我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又暗暗笑他的迂:咱们又不是什么帝王之家 ，我也不是金枝玉叶，没有那么娇气 ，看个电视还搞得这么煞有介事的。可一旁的父亲正襟危坐，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说:“不是叫你对号入座 ，是戏里有一些道理 ，你应该懂。”
父亲经常叫我给他朗读古文，特别喜欢听方言读，他自己偶尔也摇头晃脑来一段:“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那投入的神情，那顿挫的音律，仿佛那穿越时光的老夫子。
一次我正和父亲说话，大门响了，父亲问是谁，我隔窗望见母亲回来了，为了活跃气氛，顺口说了句“你老伴”，话音刚落 ，父亲手里的拐杖就朝我飞来，我连忙躲避，父亲呵斥我 :“不像话！还讲究为人师表呢，给我记着，无论什么时候，都得叫‘妈 ’！”母亲走进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接过父亲的话茬:“可不是叫妈吗？她还能把我叫婶子吗？”然后朗声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一时的尴尬就这样过去了。
小姑姑说父亲于家庭无功，主要是指他没有利用职权办过一丝一毫的私事，宁愿得罪亲朋也不违背原则，包括我们兄妹几个的工作问题，父亲也不肯动用关系帮一把。
一次家人围在一起看电视剧《不忘初心》，大嫂对孩子们说 :“这个甘祖昌，跟你们爷爷是一样的人。”我听出了话里的赞美，但也听出了些许的抱怨，就说:“当然了，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嘛。”回头看看坐在沙发上的父亲，他微闭双眼，一副很惬意的样子。的确，父亲一生没有给家里创造优越的物质条件，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精神财富，他无愧于老党员、好干部的称号 。
（七）
老年以后的父母，成了彼此的依靠，只要父亲出去转一圈，回来后母亲总要一顿数落；而母亲一会儿不在眼前，父亲就会戳着拐杖喊一声:“跑——哪儿去了——”
周末到敬老院看望父母亲，母亲告诉我，前两天她做了个梦，恍恍惚惚的，大概活不久了。其实，对于死亡，母亲并不害怕，“五年六月七日八时”，活到这个份上，似乎已经时刻在做着准备了，让母亲唯一放不下的只有父亲了。
那梦境也实在太蹊跷了，一个声音传来:“走吧，走吧！”也没看清楚是男人还是女人，母亲就飘飘忽忽跟着走出了家门，太阳火辣辣地照着，眼看就要走出村了，前面一片高大的树林，密密匝匝的，投下大片浓荫，快到树荫下时，一个声音又响起了:“这能走吗？就这样能走吗？不能，不能！”这个时候，父亲的拐棍正“笃——笃——”地戳着地面:“跑——哪去啦——”母亲醒了，惊了一身的冷汗 。
我一向不相信宿命，然而母亲的梦让我联想到因果轮回。古人有云:为善无不报，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父母亲毕生历经坎坷永存善念，服务社会正直无私，欣逢盛世安享晚年，这不是上苍给予的福报么！
责任编辑：张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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